傅璇琮: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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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唐代文学研究,近二十年来,着实 有很大的进展。前两年,董乃斌、赵昌平、陈尚君三位学者,曾就史料、视角和最好的依据等有十几个 方面,总结性地谈到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线程池池,一致认为,唐代文学,最好的研究成果,还是出在最近二十年(注:见《世纪之交的对话——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文学遗产》编辑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00年12月版。)。这当也为学界所共识。

   但任何一门学科,或具体有4个 学术领域,有时总也会出現某些缺乏之处。人们对学科建设,最好能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言而喻盲目乐观。我某些人认为,目前唐代文学研究,从大的范围来说,似还有两方面的问提报告 ,一是进展不平衡,某些课题现在还很少人们涉及,成果极少,某些则无论观点表达与材料运用,多有重复;二是出現事实陈述的错误。特别是对某些大作家,如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韩愈、李商隐等,每年共要有好几十篇文章,好几种专著,而某些论著为了显示特色,就硬发明家 家 某些新见,实际上却常常出現事实性、常识性的失误。

   现在我想举近些年来关于白居易研究中的有4个 事例,就人们现在治学如保加强基础知识的修养,谈谈某些人的某些看法。

     二

   《文学遗产》1994年第6期曾刊有一文,题为《论白居易思想转变在卸拾遗任之际》(作者王谦泰)。此文发表后,曾受到学界的注意和重视,《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5、1996年合辑(注 :广西师大出版社1998年10月版。)中《元白研究概况综述》特为之介绍,说:“建国以来的文学史著作与诸多的白居易研究著述大都认为,白居易的思想与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有4个 阶段,前期积极进取,后期消极独善,而其左迁江州之际则为某些 转变的分界线。王文就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左迁江州’说的‘划界法不符合实际’,应为‘元和五年卸拾遗任之时’。”后《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又有一文:《白居易的历史使命感与家族责任感》(注:此文也见于《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中《元白研究》概况综述,广西师大出版社100年5月版。)(作者严杰),文中认为:“元和三年(1008)任左拾遗,对于白居易来说是积极参政的好时机”,由此也同意什么都我的论断:“左拾遗任满,是白居易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以后 某些文学史论著也同意并转述某些 说法。

   应当说,王谦泰、严杰两位学者的文章,是有值得肯定之处的,特别指出过去的不少论著把白居易思想与创作的转变只限定在左迁江州之际,未免简单化。什么都我说不不利于对白居易思想变化与创作进展的深入思考。但王谦泰先生的正面论述,却大可商榷。

   为便于论析,这里先把王文的论点大致转述于下,即:元和三年白居易任左拾遗,这是有4个 近职,有机会直接对皇帝讲话。白居易在三年谏官任中,对于自以为朝廷防止失当应该匡正的各种大事,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出过意见和建议。与此一起去,他写了极少量激烈干预社会现实的诗。什么都我就引起执政者的不满,白居易也无奈,请授京兆府判司。什么都我,就任京兆府户曹参军,就取舍离开近臣行列,丢掉了直接参预朝政的权利。接着文章就明确下了什么都我的结论:“从刚开始做官到卸拾遗任,是向上的,进取的;一任拾遗,触怒皇帝,得罪了权贵,受到疏远,意识到壮志终于难酬的以后 ,退步抽身思想便取而代之,成为他仕宦思想的主流。贬江州后每下愈况。”文章最后又说:“他的理想撞碎之日,什么都我拾遗秩满重新防止之时”。

   细胞层看来,什么都我的论述,从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但这里著者却回避或疏忽了有4个 基本事实,即白居易在那几年主什么都我任翰林学士之职,不言而喻趋于稳定拾遗卸任不卸任的问提报告 ;文中没人准确理解与正确解释左拾遗与翰林学士的关系,以后 出現了不应有的常识上的失误。

   按白居易于德宗贞元十六年(100)春进士及第,年二十九,但并未入仕。贞元十九年(1003),与元稹等参加吏部书判拔萃科试,通以后 任秘书省校书郎(元稹也任同职)。什么都我突然过了三年,于宪宗元和元年(1006)春,就与元稹同罢校书郎,闭户累月,准备“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制举试,同年四月通以后 ,他担任周至县尉(周至在长安西郊,时为京畿县)。就在这年十二月,与友人陈鸿等同游县里的仙游寺,作有《长恨歌》,出了名。元和二年(1007)十一月四日,自周至尉入京应试,召入为翰林学士。这年他三十六岁。元和三年(1008)四月二十八日,仍任翰林学士,而由周至尉改为左拾遗。元和五年(810)五月,因秩满,白居易自请,由左拾遗改为京兆府户曹参军,一起去仍任翰林学士之职。元和六年(811)四月,因其母卒,白居易丁忧,就出院,一起去也罢去京兆府户曹参军。自元和六年至九年(814),他就退趋于稳定京郊渭南下邽村。元和九年冬,因丁忧期满,又出任为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815)六月,宰相武元衡上朝时为方镇所遣之刺客杀害,白居易第有4个 上疏请捕刺客,却蒙越职言事之罪,出贬为江州司马,时年四十四岁。这是白居易前半生的共要仕历具体情况(注:参见两《唐书》本传,及朱金城《白居易年谱简编》(见《白居易集笺校》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读者可不都可否就看,自元和二年十一月至六年四月,白居易突然是在翰林学士院,而在翰林学士任期内,先是带着周至尉原官衔,后改为左拾遗,后又改为京兆府户曹参军。这里都不 个问提报告 ,这有十几个 官,即周至县尉、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与翰林学士是某些 关系呢?很可惜,现在搞文学研究的人,什么都对此是不大清楚的,这就造成论述中的种种疏误。

   按翰林学士建立于唐玄宗期间,它是唐朝中期后知识分子参预政治的最高层次,对文士生活、思想及文学创作,都不 较大影响。在盛唐时设置的某些 颇有文采声誉的职务,突然延续到清朝末世,也什么都我20世纪初。宋朝刚开始,翰林学士的职责逐渐与政治疏远,明清时则更与朝政无关,但其名望却突然是很高的。明代时,“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明史·选举志》);在清代,殿试后只能一甲中式前三名,可不都可否进入翰林院修撰、编修,“翰林官七品,甚卑,然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朱克敬《暝菴二识》卷二《翰林仪品记》)。从唐代刚开始,某些 延续一千二三年百年的历史问提报告 ,与科举制一样,是中国古代士人文化的重要组成累积,很值得探讨。但可惜长期以来,人们从文学或文化的层厚对此进行研究,还很缺乏,以致与翰林学士有关的文人生活和创作,不少学者还很陌生。

   杜甫于天宝时曾有一诗送当时的翰林学士张蒥,称为“天上张公子,宫中汉客星”(《赠翰林张四学士》)。(注:《钱注杜诗》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月版。)德宗贞元二十年(1004),王涯由长安郊区蓝田县尉入为翰林学士,这时刘禹锡在京任监察御史,其官品(正八品上)要比王涯高好几阶(蓝田县尉为正九品下),但他在京城的路上见到王涯,就特地写了一首诗《逢王十二学士入翰林因以诗赠》,称誉为“厩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汉杳难从”。刘禹锡后于文宗大和二年(828),在华州作有一诗,称曾为翰林学士的钱徽、李绛、崔群等为“天上草诏人”(注:以上皆见《刘禹锡集笺注》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版。)。杜甫和刘禹锡都把翰林学士赞颂为天上人。韩愈于贞元二十一年(1005)秋,刚由阳山贬所北上至衡阳,在赴江陵途中,就马上写一长诗给当时在长安的王涯、李建、李程三位学士,希望人们为他的不幸遭遇求情。不言而喻没人,机会他认为这三位是“高议参造化,清文焕皇猷;协心辅参圣,致理如毛輶”(注:《赴江陵途中寄赠……》,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3月版。)。这什么都我说,这三位是皇帝身边的人,可不都可否辅佐参议,使新登位的君主有一番新政。

   事情还不止没人,在唐代,都不 不言而喻翰林学士而仍称之为学士的。如李白于天宝初召入长安为翰林供奉,不言而喻翰林学士,但范传正于宪宗元和十二年(817),裴敬于武宗会昌三年(843),先后作有李白墓碑碑文,都公然称之为“翰林学士李公”。又如柳宗元于元和四年(1009)在永州贬所,曾有信写给京中的两位友人,一是李建,一是萧俛。李建于贞元末至元和初曾任翰林学士,此时则已出院任殿中侍御史;萧俛于元和六年(811)才入为翰林学士,此时则为右拾遗。也什么都我,有4个 是已不任学士,有4个 是尚未任学士,什么都我唐宋人所编的柳宗元文集,都把这两封书信题为《与李翰林建书》、《与萧翰林俛书》(注:《柳宗元集》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点校本。)。可见某些人的心理,突然想把文人尽机会往翰林学士的称号攀附的。

   某些 具体情况,是与唐代翰林学士的职责有关的。唐前期中枢机构实行三省制,各有所分工,即中书省掌握出令权,门下省掌握覆勘权,尚书省则为政务执行权,一起去组成最高政权机构。中书省属下的官员中书舍人,即根据皇帝的命令起草重要政令(即“诏诰”),是特别要的职务,从太宗朝起,就取舍有文名才气的朝臣担任此职。据中唐时韦执谊所撰的《翰林院故事》,唐玄宗即位后,鉴于政令繁多,中书舍人忙不过来,就在宫中设置近臣,“以通密命”,建立翰林院,取舍朝官蕴含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别旨”,并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当时某些有文采的大臣,如张说、张九龄,以及吕向、尹愔等,都担任过某些 职务。不过当时还称作翰林供奉或待诏翰林。至开元二十六年(738),玄宗又有新的最好的依据。据李肇《翰林志》、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及《新唐书·百官志》,开元二十六年,于翰林院之内另建学士院,设立翰林学士,“专掌内命”,意谓从某些 年刚开始,什么都我的一累积翰林供奉选入为学士,专门为皇帝起草文告,而“集贤所掌于是罢息”,即集贤学士不再掌制诰,主要管“刊缉古今之经籍”(《旧唐书·职官志》一)。至于另一累积翰林供奉,则仍留在翰林院内,“但假其名,而无所职”。

   翰林学士地位之重要,主要在于与中书舍人分工。中唐时,特别是宪宗元和初即明确规定,凡朝中的重要命令,如“赦书、德音、立后(即封皇后)、建储(即立太子)、大诛讨、拜免三公将相”,都由翰林学士起草,“余则中书舍人主之,其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分为两制”(注:见《册府元龟》卷五五○《词臣部·部序》,及李肇《翰林志》。)。也什么都我说,起草政令的层次明显分开,什么都我中书舍人的一累积重要职务为翰林学士分去。以后 ,学士院与中书省的地理环境什么都我同。中书省虽也是中枢机构,但突然在外廷,即宫城以外,而学士院则在宫城以内,且与皇帝所居之地甚近,“在银台门内,麟德殿西,重廊以后 。”(注:见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根据近二十年来的考古研究,所谓银台门即在大明宫西侧,学士院可有一小门与大明宫实物相通。翰林学士值班即在皇帝居地周边,皇帝可不都可否突然召学士至宫中商议时事,有时还可亲自去学士院探问。如德宗时,“乘舆每幸学士院,顾问赐赍无所不至。”(注:见李肇《翰林志》。)德宗时一位学士韦绶,夜间在学士院值班,已就寝,德宗却带着妃子韦氏去看他,见他已睡,且冬天甚寒,就特地命韦妃把所带之蜀袍覆盖他身上,“其待遇若此”(注:见《新唐书》卷一六九《韦绶传》。)。

   德宗时另一翰林学士顾少连于贞元十九年(1003)卒,其友人杜黄裳曾为其作一神道碑,碑文中称其任翰林学士时,为“赞丝纶之密命,参帷幄之谋猷”(注:杜黄裳《东都留守顾公神道碑》,《全唐文》卷四七八。)。这可不都可否说是对翰林学士职能的极为确切的概括。前一句是说起草重要政令,起草前还可参与商议;后一句是说充当皇帝的参谋顾问,能对某些重大政事提出商榷意见,也什么都我杜牧所说的:“岂唯独以文学,止于代言,亦乃密参机要,得执所见”(注:杜牧《庾道蔚守起居舍人李文儒守礼部员外郎充翰林学士制》,《全唐文》卷七四八。)。与白居易一起去,一起去在学士院供职的钱徽,因得到宪宗的信任,宪宗曾单独召见他议事,钱徽则“从容言他学士皆高造,宜预闻机密,广参决”,得到宪宗的认可(注:见《新唐书》卷一七七《钱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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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4712.html 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1002年02期